ACT与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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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接纳与承诺疗法(ACT)属于语境行为科学(contextual behavioral science,CBS)取向,是一个整合基础与应用、理论与实践的集合体[23]。非常值得注意的是,ACT的理论和实践技术中,融合了很多东方文化,特别是佛学、禅宗的概念。
    佛学“四圣谛”是了解佛学的总纲,其中的“苦圣谛”强调人生有很多种类的痛苦,从生到死有三苦和八苦,最根本的是“行苦”。“行苦”的真正含义即是一切无常,不随主观意志而停留。佛学四圣谛的“集圣谛”认为人有八万四千烦恼,其中有六种根本烦恼,这六种根本烦恼是“贪、嗔、痴、慢、疑、见”,解决烦恼的办法即“灭圣谛”,即是苦灭圣谛,它说明众生可以从生死相续不断的苦报中得到解脱。灭是指灭除惑、业、苦,断著贪嗔痴等无明烦恼,不再有造作之心,究竟不生,不生所以不灭,即是涅盘。佛说涅盘是诸法实相,所谓“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实相即是真理,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诠释,唯有智者亲自证悟方知;故说:“语言道断,心行处灭,非妄想凡夫所能臆测”。达到涅槃的方法即是“道圣谛”道是出世间的因,解脱苦的方法,通往涅盘之路称为道。主要的法门有“五停心”“四念住”“八正道”,这些几乎均是认知和语言方面的心理活动以及自我意识层面的观察。
ACT的理论也认为人类的痛苦状态是一种常态,谁也无法逃避,这与佛学的“苦谛”相一致。Hayes认为人类具有区别于动物的精神或心理痛苦,其主要根源是语言和认知的负性一面所致,人类的语言使人们过分概括化而失去现实觉察、行为被语言规则束缚而僵化、沉湎于内在思考而脱离现实生活、以自我为中心、迷恋自我概念而忽视了自我觉察等,这与佛学强调的“贪、嗔、痴、慢、疑、见”有很多相似之处。Hayes在ACT专著引用三祖僧璨的《信心铭》中的名句“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将心用心,岂非大错。”强调语言带来的混乱和苦恼。ACT的解决之道强调接纳,这与《信心铭》中强调“违顺相争,是为心病”“ 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如出一辙。ACT强调接触当下(being present)增加对现实的接触和觉察与佛学中正念(mindfulness)训练非常相似,都是以减少对过去记忆的沉湎和对未来想象的焦虑。 另外,ACT强调的认知解离(defusion)与正念中的对意念的觉察或“五停心、四念住”都是相同的心理过程。最为重要的是,ACT强调以观察的自我(self as context)来消除对自我概念的迷恋(attachment of self conception),这一点与佛学中强调的“无我”也近似,观察的自我如同觉察的我,亦即佛性所在。观察的自我是以一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空相”状态存在。在这种觉察状态下,自然能够消除一切苦恼。ACT中的价值(values)与承诺行动(commitment action),与佛学八正道中的“正业”“正命”“正精进”有相似之处,均是强调在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的信念指导下选择正确的行为 [24] 。另外,ACT强调以体验和隐喻的方式来引导来访者领悟ACT的原理,而不是用认知行为治疗(CBT)的心理教育的语言指导,这与佛学中强调的证悟双修极为接近。
通过比较ACT与佛学的理论与技术,可以感受到两者之间存在诸多融合贯通之处,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多,毕竟ACT是建立在RFT理论及科学哲学基础之上的心理治疗方法,各类技术也是基于实证研究和实验证明,而佛学是基于佛祖的顿悟及两千年来佛教弟子的修行和证悟不断发展起来的宗教。本文第一次对此进行大胆尝试,旨在抛砖引玉,树立靶子,以期佛门弟子与心理学同道开展更多交流,对两者之间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以利于将ACT心理治疗引入中国本土,并在中国佛学文化熏染下建构出适合中国文化语境的新的治疗方法。